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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念群:知识青年下乡完全是领导人的一厢情愿
发布者:德州app全没了 点击: 发布时间:2020-10-24 15:14

  ]农民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浪漫,他们处在人情世故中,身上有各种糟粕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后完全陷进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了。上山下乡最终变成了非常荒诞可笑的事情,这完全是领导人的一厢情愿。

  黑发中夹杂着些许白发,穿着一件皮夹克,配以休闲裤和带条纹的毛衣,杨念群看起来和普通中年人没有什么区别。

  他很能说,语调低沉、语速缓慢,交谈虽不激动兴奋,但双眼仍闪着光芒。提起历史与传统文化,他仿佛可以滔滔不绝的讲下去。

  生于1964年,长在北京,到目前止,他还保留着骑自行车上班的习惯,尽管北京深秋雾霾重重。他常常以“鬼今”的笔名在报纸发文,除此之外,他还有一个身份,晚清名人杨度的曾孙子。也许因为家庭的缘故,他选择从事冷门的历史研究。

  晚清废除科举导致农村空洞化,但杨念群并不认为这就可以成为知识分子下乡的理由。

  要点1个人热情在短时间内有效,但长时段内就会失效。比如汶川地震之后,据说有20万名孩子需要被领养,可是热情之后真正被领养的孩子只有几个,这种道德热情很短暂。为底层代言也如此,为他们说话没问题,但更应该从根本上去解决实质性问题。

  要点2知识青年下乡就是脑袋一发热,搞运动的后果。学习脑力知识的知识分子被迫去搬石头种地,这并不合理。上山下乡最终变成了非常荒诞可笑的事情,这完全是领导人的一厢情愿。

  要点3从理论上讲人人平等,但实际上不可能人人平等。一个人的素质、天赋、社会地位等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不可能的,这只不过是理想状态下给社会的一个预设。

  要点4“富贵不能淫,威武不能屈”是一种理想状态,是士人追求的最高目标。但在实际生活中,文人同权力、资本之间,必须有一种博弈的关系。我觉得只要守住一定界限,文人与官员之间来往都是正常的,而且还可以相互转化。

  要点5有人说知识分子应该跟政治保持距离,其实知识分子从来都和政治纠缠不清,没必要假装清高,关键在于知识分子对政治所采取的态度,要有良知,不能昧着良心说话。

  腾讯文化:您对“为底层说话”的观念提出了批评,为什么?底层民众的声音不应该被记录和表达吗?

  杨念群:我并不是说不需要为底层代言,而是不能仅仅依靠形式上的代言,还需要制度安排。个人热情在短时间内有效,但长时段内就会失效。比如汶川地震之后,据说有20万名孩子需要被领养,可是热情之后真正被领养的孩子只有几个,这种道德热情很短暂。为底层代言也如此,为他们说话没问题,但更应该从根本上去解决实质性问题。

  杨念群:“底层叙述”的影响非常大,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史注重眼光向下,注重日常生活和历史细节,而不是只关注重大事件和历史大趋势、大结构。

  但如果只用底层视角看历史,缺陷也非常明显。比如乡村研究,一个村一个村去做,但是一个村庄能代表中国吗?几十个村庄也不能代表中国,这种零散的分析和研究无法描述中国整体历史的发展,因此我们不但需要底层叙述的视角,还需要其他视角。底层视角只是众多历史研究方法中的一种,我们不能过度强调老百姓的生活方式,日常生活真的那么重要吗?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是重要的,但如果变成了研究的主流,就会出现偏颇。

  我在历史研究中强调上下博弈的过程,既要看上层也要看下层,关注下层的时候不能把上层排除,反之亦然,要关注二者之间的流动。

  腾讯文化: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实质是向下看齐的过程,潘鸣啸教授认为,上山下乡败坏了社会风气,您怎么评价这一观点?

  杨念群:公正看待,上山下乡的出发点是好的,发现底层知识和文化出现了真空,因此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,反哺农村。大量知识分子下乡,一方面打着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旗号,同时也想知识分子能够为农村服务,这个出发点看起来问题不大,但是这种运动式的东西缺乏制度安排,结果很坏。

  这种做法把农民抬得很高,认为他们虽然手上有屎,脚上有粪,但他们的心是干净的。在这种意识指导下,下乡变成了单纯向农民学习,这就很荒诞了。学习脑力知识的知识分子被迫去搬石头种地,这并不合理。实际上,农民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浪漫,他们处在人情世故中,身上有各种糟粕。这在知青史上可以看出,知青记录的都是肮脏的东西,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后完全陷进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了。

  这就是脑袋一发热,搞运动的后果。走后门,搞关系都是必然现象,把几百万人按在乡下,一两年可以,要是一辈子,在农村结婚生子,必然使大家想尽各种办法,用各种手段回城,造成人际关系恶化。

  知青在农村也是负担,农民本身就不欢迎他们,家里面就那么大点儿地,突然住进一个人,天天搅合到一起,矛盾就产生了。上山下乡最终变成了非常荒诞可笑的事情,这完全是领导人的一厢情愿。

  腾讯文化:现在又流行大学生村官,也是希望有知识的人反哺农村,但是实际效果并不明显,问题在哪里?

  杨念群:症结在于缺乏可以让知识分子留在农村的整套制度,以前有科举,秀才有一定文化,但只能留在当地,拥有一定特权,比如免除徭役。在乡村他们有文化和身份的优越感,这促使他们主动去规划农村的文化建设,社会建设,比如修桥铺路、盖祠堂、搞乡约、建私塾等等。

  现在的大学生村官干两年就走了,最后农村还是原来的样子。大家都不愿意回农村,因为没有制度可以让大家留下来。

  腾讯文化: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:作为公民,大家是平等的,但是在社会地位安排上,有的人要更高一些,拥有更多权利?

  杨念群:从理论上讲人人平等,但实际上不可能人人平等。一个人的素质、天赋、社会地位等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不可能的,这只不过是理想状态下给社会的一个预设。

  美国《独立宣言》宣称“人生而平等”,但是《独立宣言》所指的平等并不包括黑人,黑人是在《独立宣言》颁布了很多年之后,才争取到了这种意义上的平等。

  腾讯文化: 您在《明清文人的关系学》一文提到,唐伯虎这样的文人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,是否可以这样说,其实文人和权贵、有钱人交往并不一定是耻辱,这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?

  杨念群:对,我也是这样理解的。我觉得“富贵不能淫,威武不能屈”往往是一种理想状态,是士人追求的最高目标。但在实际生活中,文人同权力、资本之间,必须有一种博弈的关系。我觉得只要守住一定界限,文人与官员之间来往都是正常的,而且还可以相互转化。

  不谙世事的文人毕竟是少数,而且我一直认为,文人精神境界的高低与文人的社会交往对象未必有直接关系。很多时候,文人自身非常独立,心境孤独,但这不意味着文人不考虑现实利益。精神与利益并不矛盾。那些号称超脱人世的人倒有可能是虚伪的,几乎没人能够做到。

  腾讯文化:您觉得在今天的中国,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什么?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角色?

  杨念群: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。因为我觉得知识分子可以担当很多角色,并且角色的选择不是单一的,可能各式各样。比如有人以学术为本位,把学术作为终生职业,这值得人们尊重。但是,选择学术也需要看一个人能否取得真正的成就,并不是说宅在家里尸位素餐什么都不干,我们也需要关注他贡献出的成果是否达到了一定的高度。

  在今天的中国,个人想要孤独非常困难。但对于大思想家或者科学家而言,要有独特的产出,需要一定程度的“孤独”,去思考深层次的问题。

  有些人选择承担一定社会责任,为某一类人群奔走呐喊,这也是一种选择,同样值得尊重。但是今天传媒太发达了,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名声会被炒得很高,动不动就随意发表意见往往会迷失自我,可能会为了名声和利益忘掉自己本身的责任。“公知”实际上变成了“媒体秀”,更多的是自我表演,反而没有扮演好知识分子应该担当的角色。

  有人说知识分子应该跟政治保持距离,其实知识分子从来都和政治纠缠不清,没必要假装清高,关键在于知识分子对政治所采取的态度,要有良知,不能昧着良心说话。知识分子说话一定要慎重,特别是头衔很高,又喜在媒体上露面的人,就更要慎重发言,以免误导百姓。

  知识分子为社会建设出谋划策要有底线,要守住自己的基本立场,要依据一些已经具有基本共识的思想行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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